3月27日，《解放军报》整版推出《乌蒙磅礴》文章，关注毕节厚重的红色文化。全文如下：
乌蒙山，是云贵高原上的主要山脉之一，横亘云贵川三省交界。其山体高大，山势陡峭，当得起“磅礴”二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当年，脚蹬草鞋的红军将士，就是在这片大山中翻山越岭、蹚溪穿林，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回旋战斗，将我军军事指挥艺术和战斗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山高坡陡的乌蒙山区，路网纵横交织，人民安居乐业，处处欣欣向荣。春和景明的好时光里，让我们重回红色旧址，感受乌蒙山的磅礴，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编 者
重峦叠嶂，沟壑纵横，连绵起伏……
这些词汇，常被人们用来描绘乌蒙山雄浑阔远的地形。然而，我总觉得它们难以尽述乌蒙之神韵。或许，是自幼诵读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的缘故，我最为倾心、最为推崇的，始终是那二字——磅礴！
《现代汉语词典》对“磅礴”有两个解释：一是（气势）盛大；二是（气势）充满。当然，面对乌蒙山这一自然与历史的坐标，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于某一释义；唯有耐心探寻地理、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方能领悟其深刻内涵。
外在的磅礴，具象而生动。乌蒙山，雄踞于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宛如自青藏高原跃然而下的巨龙猛虎，摇头摆尾，伸肢展体，大有翻江倒海之势。牯牛山、韭菜坪恰似其高昂的头颈，仰望着日月星辰；横江、洛泽河、牛栏江、南盘江、北盘江，则如同其奔涌的血脉，滋养着这方土地。
内在的磅礴，抽象而深邃。乌蒙山，不仅以其自然景观震撼人心，更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令人惊叹。旧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类活动；秦汉时期，大部为夜郎古国领地；在元、明、清三代，地方彝、苗等部族，或在内部争权掠地，或与朝廷博弈抗衡。乌蒙山历经沧桑，见证了当地与中原的文明冲突与融合。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红军长征的足迹，让乌蒙山的磅礴有了更加深远的意蕴。
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面对敌军重兵压境，尤其是土城战斗失利，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渡江的计划，向川、滇、黔交界地区集结，再相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一渡赤水”取得胜利，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2月5日，在乌蒙山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随即，中革军委按中央决定，命令各军团向滇境扎西（今威信）集中。
扎西地处乌蒙山北延余脉，山势挺拔陡峻。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得到了一致赞同。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这一次，中央红军在乌蒙山区的活动，虽然时间短、范围小，但通过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等重要会议，让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得到了落实，为中央红军回师取得二渡、三渡、四渡赤水的胜利，并最终跳出敌人包围圈，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回望历史，如果说中央红军的经历，是“乌蒙磅礴走泥丸”英雄赞歌的“序曲”，那么，一年后，红2、红6军团在乌蒙山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一场著名运动战，就是“高潮”了。
2016年10月，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讲话中，列举了长征途中8次有重大影响的战役战斗，“转战乌蒙山”便是其中之一。
从贵州省城贵阳往西，跨过鸭池河，就进入乌蒙山区。要讲红军乌蒙山回旋战，就要从抢渡这条河开始。
此时，我正站在贵阳至毕节高速公路鸭池河大桥一旁的山坡上。极目四望，群山如髻鬟，岚烟似白鹭。鸭池河大桥横跨清镇、黔西两县，长1240米、高434米。远远望去，它仿佛一只大鹏展翅翱翔于峡谷之上。
鸭池河属乌江上游，世称“水西要塞，贵筑藩屏”，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朵朵浪花，折射着血与火的传奇。
红军长征初期，红2、红6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与敌人周旋战斗。在中央红军长征突破腊子口天险、翻越岷山后，气急败坏的蒋介石调集重兵，对红2、红6军团进行残酷“围剿”。军团领导审时度势，于1935年11月19日率部由湖南省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后进入贵州境内。
他们身后，是数倍于己的敌重兵围追堵截，恶劣形势依然如阴冷乌云笼罩着这支红军部队。
1936年1月19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石阡城召开联席会议，作出红2、红6军团西渡乌江，到黔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为迷惑敌人，军团连克瓮安、平越（今福泉），兵锋直指贵阳，迫使敌军向贵阳收缩，削减了其在乌江的防务。随即，他们突然转向，星夜疾行，直取贵阳以西的鸭池河。
此时正值严冬，寒风凛冽，草木萧疏。鸭池河水流湍急，两岸悬崖如削。鸭池河渡口是贵阳通往黔西北的交通要道，附近驻有敌军1个营。
军情危急，刻不容缓！
2月1日，趁着乌江防务空虚，红2、红6军团以红6师为先导，开始抢占鸭池河渡口。次日凌晨，军团主力相继赶到鸭池河边，火力压制河对岸敌军，并夺取船只，开始渡河。
抢渡，速度为先，抢的就是敌人来不及反应。为了加快渡河速度，红军一面乘渡船过河，一面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寻找浅滩架桥。当天下午，红军已全部渡河成功。傍晚时分，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岸边。而此时，军团主力已占领黔西，开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征程了。
“远望一条索，近看鸭池河。敌人拼命堵，老子硬要过。要过，要过，这就过！李觉送行蛮不错。你在对岸站岗哨，我在这里洗个脚。”这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标语诗”，出自当时红军宣传员陈靖之手。
1987年3月，陈靖重走长征路，兴致勃勃地念起了这首诗。据他回忆，当时敌李觉纵队尾随红军到了鸭池河南岸，其前卫哨兵正好同我方后卫哨兵隔江相望……后卫团领导当即要求搞好宣传，陈靖灵机一动，脱口而出，随即把这首诗写在岸边的巨石上，记载下一段红军传奇。
二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老城区，有一个叫“百花山”的地方。这一名字因何而来，少有资料记载。在我看来，山上确实有“花”，这花非同凡响、十分耀眼。
它，便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
走进设在其间的“红军在黔西北”陈列馆，我的思绪沉浸在一段段精练的文字里、一幅幅泛黄的图片中、一条条迂回的路线上。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红2、红6军团在长征途中创建的，其在毕节活动约有1个月时间。在陈列馆展出的珍贵史料中，我看见当年红军在这里留下的战斗风采——
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2、红6军团抢渡鸭池河后，于2月5日在黔西县城（今黔西市）召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黔西、大定（今大方县）、毕节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2月17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随军迁到毕节城内百花山福音堂办公。
我在陈列馆看到当年革命委员会发布的重要布告，其中明确指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省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在黔西北活动期间，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作队，深入城乡发动群众，先后建立8个区级苏维埃人民政权和95个乡村苏维埃人民政权，还建立了中共毕节中心县委。
这些革命政权一经建立，就如一面面鲜艳红旗飘扬在黔西北大地，极大凝聚和鼓舞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与热情。
深入宣传发动。
在红2、红6军团到达的前一年春天，中央红军长征时就曾在毕节境内活动，在当地民主人士和劳苦大众中悄然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军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时任毕节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是国民党阵营中的一股清流，早年曾为我党情报工作作出重要贡献。1936年2月，当地地下党组织找其做工作，莫雄深明大义，率部主动避让，使红军在三面受敌的危急关头，不费一枪一弹进驻毕节。莫雄因此被关进南京军法处监狱，后经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
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乃毕节本地进步人士，因不满军阀统治，选择归隐闲居。红军攻下毕节后，红6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等人亲自上门拜访，诚邀周素园与共产党合作。周素园欣然应允，牵头组建“毕节抗日救国会”，并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之职，在毕节掀起一股抗日救国热潮。随后，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跟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其壮举令人动容，传为佳话。
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红军与地方开明绅士、广大贫苦百姓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大量当地青壮年纷纷投奔这支“保护穷人利益的队伍”。
英勇打击敌人。
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这片大山中，红2、红6军团发扬敢于碰硬、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团结各族人民与国民党军展开了大小40余次战斗，多次成功击退敌人凶猛进攻，削弱敌人有生力量。
1936年2月中旬，蒋介石调集万耀煌、李觉等5个纵队，气势汹汹地扑向新成立的黔大毕根据地。其中，万耀煌部持续向毕节进逼，给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带来极大危险。
暗夜沉沉，风拂到脸上，还带着丝丝寒意。2月19日凌晨，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率领红17师官兵，正在急行军。他们要连夜向毕节城东的将军山疾进，与先期到达的红18师第53团会合，计划在那里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
将军山，地形复杂，遍布密林、沟壑，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抵达战场后，萧克迅速部署兵力，只待敌人入网。
清晨时分，万耀煌精心挑选6个连500多人组成敢死队，大摇大摆地向将军山开进，气焰十分嚣张。上午10时，这支敢死队进入红军伏击圈。红50团从正面率先向敌人开火，红51团迅速截断敌人后路。敌人负隅顽抗，但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很快被全歼。
将军山伏击战，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使万耀煌部不敢轻举妄动。此后，红17师沿将军山一带高地设防，阻敌7天，大大缓解了毕节城区所面临的压力，为红军赢得宝贵休整时间。
红2、红6军团在黔西北的这些光辉实践，生动体现毛泽东同志总结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三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历经无数艰难困苦、挫折磨难，不断摸索、总结、提炼而成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高度概括与升华。红2、红6军团在黔西北的革命斗争历程，无疑为这一伟大理论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
转战乌蒙山（中国画，局部） 张天仪 强春云作
三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驱车从七星关区出发，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赫章县哲庄镇。在那里，我要瞻仰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纪念碑。
一路上，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丛林、连绵起伏的群岭，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在这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下，有深谷断崖，有暗河溶洞，有野径密林……遥想当年红军长征路，仅凭双脚丈量，其艰难险阻超乎想象。乌蒙山区独特而险峻的地理环境，极大限制了国民党军的机动能力，也为红军创造了绝佳的隐蔽行军条件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契机。
得章坝（今哲庄坝）战斗，是乌蒙山回旋战中一场至为关键的战斗。它为红2、红6军团最终冲出敌军包围、继续北上长征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6年2月，蒋介石调集100多个团、十几万的兵力对黔西北革命根据地实施“围剿”。敌强我弱，为保存有生力量，红2、红6军团于27日撤离毕节，向安顺地区转移。红军刚跨过乌江北源六冲河上的七星关，便被敌人探明动向。蒋介石急令万耀煌、樊崧甫等6个纵队全力追堵，妄图将这支红军围困于金沙江以东的川滇黔三省交界区域。
形势危急，红军几乎陷入绝境，如何跳出敌人包围圈？
3月2日，萧克、王震等前往野马川，与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等见面，召开军团领导人会议（即“野马川会议”）。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会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兵力布局，以及乌蒙山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最终决定，红军以地处乌蒙山腹地的赫章为中心，在贵州省的赫章、威宁和云南省的彝良、镇雄、昭通一带迂回作战，用虚实结合、声东击西的战术甩掉敌人追兵，向滇东方向转移。
会后，红军克服种种困难，牵着敌人的“牛鼻子”在大山深壑里打转，并伺机歼敌。3月8日，红2、红6军团在取得以则河战斗胜利后，挥师直指镇雄。行军途中，获取敌纵队司令万耀煌将率敌第13师经得章坝到镇雄的重要情报后，贺龙当机立断：设伏得章坝。是夜，贺龙亲率红4师和红6师，如暗夜中的猎豹先期抵达得章坝，预设伏击阵地。
12日9时许，伏击战打响了。现在，我们仍能从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中，感受这场战斗的激烈——
彼时枪声骤响，雨落地滑。红军战士如猛虎出山，自西侧制高点向敌军发起攻势，将正在行进中的敌第13师拦腰截断。敌军顿时乱成一锅粥，首尾难以相顾，指挥瘫痪失灵。在红军的包抄之下，敌军迅速溃败。万耀煌被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换上马夫衣服，混杂在溃兵中逃窜……红军以密集兵力发起猛攻，与敌短兵相接，反复肉搏10余次。敌军渐渐不支，最终缴械投降。
10时许，红6师第18团与沿山坡自西向东开进的敌军狭路相逢。他们毫不犹豫，立即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团政治委员余秋里在战斗中英勇负伤，失去了左臂，成为令人敬仰的“独臂将军”。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毙伤敌12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8挺，长短枪数百支，辎重弹药300余担。
这场战斗，充分展示了红军将士高超的战术水平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好似一记迎头痛击，打疼了国民党军，也为被围困的红2、红6军团觅得生机。
此战后，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主力被红军成功引向东面的镇雄、毕节一带，西南面仅剩小股军队，防务空虚。红军抓住战机，如灵动的蛟龙般突然转身西进，经财神塘战斗后突围，从敌郭汝栋与樊崧甫两纵队之间穿插而过，成功跳出了敌人精心构筑的包围圈。随后，他们继续南下，于3月28日顺利抵达南、北盘江流域之间。至此，历时约1个月、辗转千里的“乌蒙山回旋战”胜利落下帷幕。
乌蒙山回旋战，堪称长征途中我军军事指挥的又一次“神来之笔”。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与贺龙等同志会面时，高度赞扬道：“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四
韭菜坪是乌蒙山脉在贵州境内的最高峰，海拔2900米，被称为“贵州屋脊”。
据《威宁县志》载：“九龙山在城东北130里，一名韭菜坪，一峰中峙，九岭环绕，故名，峰岭盘曲……四面峭壁，惟鸟道一线通往来。”
春和景明之日，登上韭菜坪之巅，我心潮澎湃：千山竞秀，万岭奔腾，岚烟缭绕，仿若一幅浩渺画卷徐徐展开。贵州的“母亲河”乌江就发源于这莽莽大山中。我把航拍机放出去，目光紧盯遥控器显示屏。随着航拍机飞行高度的攀升，“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景象便汹涌袭来。
巍巍乌蒙，藏不住的雄奇；悠悠岁月，道不尽的沧桑。
于此，我深切感受着乌蒙山的磅礴。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伟力的彰显。这种磅礴之气，与日月同辉，与山川共存，将永远激励我们昂首奋进！
（学术支持：褚银；版式设计：贾国梁）
作者小记 傅立勇，1967年生，贵州省毕节市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多万字，出版散文集《冷面真情》。